影响力投资赚钱很重要吗？你可能对它有些误解

影响力投资诞生的初衷是改善他人生活，而为投资者带来财务回报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如今，实现预定的财务回报已成为首要目标。如果影响力投资者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却因为设定了与公司现实不符的财务目标而被认为失败，这将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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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似乎被一个轻松省力的陈述所蛊惑了。根据流行的观点，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商业的双重回报是一个正常现象，而非例外。那些对财务回报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的人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商业头脑。

“如果我们想让改变发生，想要产生社会影响力，就不能以嬉皮士的态度对待影响力投资。”流行歌手、慈善家博诺（U2乐队主唱）在2017年4月的斯科尔世界论坛上表示，“影响力投资真的已经变成好心做坏事的借口。” 

影响力投资诞生的初衷是改善他人生活，而为投资者带来财务回报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如今，实现预定的财务回报已成为首要目标。投资者的需求优先于弱势社区的利益，而这些社区正是项目试图帮助的对象。这种趋势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错位——影响力投资的供给与对来自为边缘化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的资金需求之间的日益偏离。

现实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成功社会企业大多只能产生较低的财务回报。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不仅承担了所有创业公司同样面临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测试、适应和改进能在边缘化社区良好运作的商业模式。这些社区往往没有接触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渠道，或者早已习惯了接受免费的帮助。

此外，这些企业在制定包括产品定价、员工薪资和团队招募的商业决策时，往往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将短期财务利益置于其次。

然而，这一现实状况没有体现在行业研究报告中。这些报告只描述了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的融资条件和期望。

例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一份报告称，它调研的组织中，有84%的组织宣称自己的利润目标达到了与风险对应的市场收益率或接近市场收益率。对任何基金经理而言，在成本和损耗情况正常的情况下实现10%～15%的净投资组合回报率，意味着单笔交易的利润至少需要达到20%。

新兴经济体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很少能够实现这一盈利目标。同时，社会企业在面对潜在投资者时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资金稀缺，社会网络薄弱，谈判能力有限。正因为如此，社会企业家经常被迫接受偏离其社会使命的财务条件。社会企业一旦失败，下行风险不仅由创业者承担，相关的社区亦受波及。

曾几何时，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唯一金融手段就是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百分之百亏损”的慈善资助。到了20世纪60年代，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率先开始提供利率低于市场水平的贷款，以取代保障性住房补助金。此举带动了一系列与社会项目相关的投资，为实现公共利益提供了新的途径。继尤努斯1976年创造性地设立格莱珉银行研究项目后，小额信贷运动大大提高了贫困人口获得贷款的机会。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金融工具结合，可以使边缘化社区受益。

过去十年，一种更多元化的非营利和营利组织的组合开始在广泛领域尝试实现社会影响力与市场回报双丰收。随着这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第一批影响力投资者开始以比慈善资助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安排债务和股权。一些企业开始实施一种既能产生社会影响力，又具有财务可行性的商业模式。

例如：“根源资本”将新兴经济体中的小农与全球市场相联结，公平贸易巧克力公司（Divine Chocolate）将股权与种植可可的农民分享，以及M-KOPA将即付即用的新模式运用到太阳能发电领域。

然而，这些企业的成功依托的是长时间的巨额资金补贴，这一周期一般长达七年甚至七年以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补贴，影响力投资者要么根本无法获得投资机会，要么必须面临高风险、低回报的前景。

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大多数报告都忽略了这一历史，忽视了使这些成功案例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和既有支持，以及企业本身的视角和需求。相反，随着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发展，其焦点越发只落在方程式的投资者一侧。 

2015年，剑桥协会和GIIN联合发布《影响力投资基准介绍》，该报告被认为是有关影响力投资基金回报率的最翔实的评估文件。

该报告指出：“1998年至2004年期间发起并基本付诸实施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其总体表现要优于传统的私人投资基金。”

报告得出结论：“影响力投资可获得与市场利率等同的回报。”

简而言之，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之间不存在取舍关系。

但这份报告真的是有关影响力投资的吗？还是关于那些流向新兴市场，并被视作具有一定积极社会影响的私人投资？因为该报告没有关于这些投资所取得的社会影响的数据或评论，我们无从得知。

报告将那些声称要实现社会影响力的自我宣言作为唯一与影响力相关的指标纳入考核。此外，报告包含的目标净收益率在15%及以上的样本较小，而将重点放在了普惠金融和微贷项目之上。

然而根据摩立特集团发表的名为《从蓝图到规范化》的报告，这两个领域在获得大约200亿美元补贴后，才具备了接受影响力投资的能力，前后耗时20年以上。 

一些独立研究发表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结论。EngagedX（译者注：一家专注社会影响力投资表现数据的公司。）在对英国市场历史上的社会投资表现进行分析后，于2015年发布了当时最全面的研究报告。

该研究发现，在长达12年的时间跨度里，英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年均收益率为-0.77%。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分析了英国的未来建造者基金后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明慧基金是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驱。根据摩立特集团的报告，其投资组合的税后平均利润率为-20%，其中表现最好的组合的利用率也不过6%。

如果从这些财务回报数据中得出结论，说影响力投资的结果令人失望，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结果是革命性的。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可以用一种财务可持续的方式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经济住房和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那么这样的企业应该收到喝彩。但是，影响力投资的流行理念描绘出的光景比较暗淡。结果之所以令人失望，是因为评估所用的标准太狭隘，且毫无代表性。

与专注于风险和回报的商业投资不同，影响力投资将社会利益确立为目标，并因此改变了金融业的规则。影响力投资的确提供了财务和社会回报的一系列选择。但问题在于，太多影响力投资者对财务回报过于急功近利。

因此，影响力投资报告有必要提高社会回报以及实际财务回报（毛收益和净收益）方面的透明度。这需要更多独立研究着手了解社会企业面临的具体现实、需求和挑战。

2015年发布的英国《社会投资替代委员会报告》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为了社会投资的更好发展，该委员会聚焦社会企业的需求以及目前的社会投资的匹配状况。

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家们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努力，使影响力投资者能建立更实际的财务回报预测。如果影响力投资者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却因为设定了与公司现实不符的财务目标而被认为失败，这将是一个悲剧。

大多数前景可观的企业不符合当前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回报标准，并被评估为“缺乏渠道”。如果采用更符合实际的标准，可覆盖的市场将会远远扩大。

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我们需要转变“不是财务回报零预期的资助，就是15%或更高净利润”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这要求慈善家和捐助者们以项目相关投资的形式部署更多的长期资金，其主要目标在于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并同时接受一定程度的投资回报，以建立新一代的、强有力且多样化的社会企业。只有这样，这些企业才能满足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回报目标。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影响力投资，它们的结构形式应该与为边缘化社区谋福利的企业需求相匹配。影响力投资者的一种选择是转向常青基金（译者注：Evergreen funds ，也称为“永久资本工具”），这种基金不像大多数其他基金一样受到固定期限约束。这种结构更好地反映了大多数社会企业的低增长和缓慢增长的过程。

最后，影响力投资需要回到其初衷：实现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的影响力。我们呼吁影响力投资者达成自愿的行业守则，以规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发展方向，包括：制定决策时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力，充分理解社会企业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测量、验证和报告已经产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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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3

原标题：《被边缘化的社会回报》

作者：玛拉·波利斯（Mara Bolis），乐施会商业领域部门的高级顾问。她还领导了乐施会的“妇女小型企业计划”，这个项目包括乐施会首个为拉美国家女性创业者服务的影响力投资。她还同时管理乐施会的股东参与工作

克里斯·韦斯特（Chris West），苏美尔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作为壳牌公司基金会的前董事，他帮助孵化和扩大新兴经济体中经营的社会企业投资组合

译者：盛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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